一、舆论汹涌
1995年，我刚刚上小学，那年的“于勒教案”刚刚开始引起轩然大波。前因可追溯至1989年，当时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浪潮，也慢慢波及到了教育行业。于是，一些学校开始推行洋教材教学，其中《英语》杂志系列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英语课本之一。然而，《英语》杂志在内容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明显不符，这引起了一些教育专家和家长的不满，他们开始抨击该杂志的内容不适合中国儿童。这些批评不久便发酵成了一股“民间教育保护”的浪潮，呼声渐高，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社会运动的大规模出现，其他各种问题也随之得到了关注。于是，这个问题也引发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，并很快引起了新闻界、学界、教育界等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。
二、直面口诛笔伐
当时，我一家人住在江苏苏州。我的叔叔辞去了特殊教育学校的工作，专心研究并发表反对《英语》杂志和其他洋教材的文章，并在苏州某报发表过多篇文章。他的文章反响巨大，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支持，甚至成为了这场运动中的一面旗帜。但同时，他也成为了当局和洋教材支持者的眼中钉。那时，我们全家都因此饱受口诛笔伐，经常受到“警察”、“协管员”、“工宣队”等各种部门的骚扰。我的妈妈说，他们也感到很害怕，担心一旦继续发表文章，很难割舍自己的前途。但是，为了这个他们认为对了的事，叔叔和其他一些反对洋教材的教育家们坚持发表反对的观点和文章，以期得到更多公众的认同和支持。
三、历史的见证
时间飞快地过去了二十年，回头看，1995年的于勒教案漫长的现象吸引了太多的关注。自此，反对洋教材成为一种教育选择，家长们开始更加关注孩子的成长。但是，这场案件给我们最深的启示，是人民群众在监督权力过程中的力量，社会上的义愤填膺能够直接引导政权。二十年后的今天，洋教材与《英语》杂志已经淡出公众视野，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培养我们的下一代。每个人现在都可以跳出熙熙攘攘的世界，回头看看那些关乎我们生命的问题，并对我们和下一代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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